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
有生于无，今生于古。
《道德经》中有这样一句话：“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
要想认识天地万物，就要探求他们的根源，穷究他们的根本。
我们的祖先认为，天地万物的一切，都起始于无，今天的有，都来自过去的无，无又起始于道。所以，要想追本溯源，就要把道演化万物的轨迹都探查一遍，以在纷纭变幻的背后把握万物的本质。
只有返回到万物萌生的起源之处，知道了万物的根源，才能了解它们的本质与原理，才可能驾驭它们。
我们华夏文明，自古以来就重视对历史文件的记载和传承。历史上的太史一职，就负责记载史事，编写史书，明兴衰更替之道，兼管国家典籍、天文历法、祭祀文件。在华夏文明的历史上，每逢朝代更替，上一个朝代的太史，或者有道圣贤，会自然把上一朝代的道术，传承到下一个朝代。
《吕氏春秋·先识》记载：“夏太史终古见桀迷惑，载其图法奔商；商内史向挚见纣迷惑，载其图法奔周；晋太史屠黍见晋公骄无德义，以其图法归周。”
可见，至少在夏朝之前，我们的民族就已经建立了成熟的历史、文献档案管理体系了。
通过史官系统，对国家的一切进行记录，并形成典籍，并以历史典籍为参照，来指导未来的社会生活，这是一个文明形成的重要标志。
如果能够了解掌握万物变迁在历史上留下的形迹规律和源流脉络，那么我们就可以驾驭现在正在发生的存在的事物。
这就是我们学习历史的目的。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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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的诞生
《列子·天瑞》：夫有形者生于无形，则天地安从生？故曰：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太易者，未见气也：太初者，气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质之始也。气形质具而未相离，故曰浑沦。浑沦者，言万物相浑沦而未相离也。…..一者，形变之始也。清轻者上为天，浊重者下为地，冲和气者为人；故天地含精，万物化生。
在华夏人看来，最初之前，只有道，道生混沌鸿蒙之气，混沌之气，化阴阳二气而生天地。阳气清扬，上升为天，阴气沉浊下沉为地。
天地生出来之后，天地阴阳二气相交，以其中和之气生人，以其偏盛之气，生出来了禽兽、昆虫、植物等万物。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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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文明
我们的民族，是从一个小小的部落发展起来的。在遥远的古代，气温较高，大气含氧量也较高，雨水充足，植被十分茂盛。过于茂盛的植被，给生物带来了足够的食物，站在食物链顶端的野兽数目众多。
华夏的开荒始祖——有巢氏带领着族群筑巢而居。筑巢而居，让华夏族躲过了被猛兽杀戮的危机，然而，也带来了一个问题。
在定居之前，游牧渔猎的生活方式，可以保证族群随时得到足够的新鲜食物。而现在，因为居所固定，迁徙不方便，则需要囤积大量的食物。囤积的肉食，无法再像以前那样保证新鲜。
华夏民族的第二个开天之皇燧人氏应运而出，教人民学会去使用火。火的使用，让不新鲜的食物去腐去臭，避免了食物腐败导致的食物中毒。
随着地球气温的下降，茂盛的原始森林生态开始退化，原本靠狩猎怎么吃也吃不完的小动物们，变的越来越少。
而人口的增加导致对食物的需求增加，造成了狩猎过度，进一步导致了猎物供给的减少。食物短缺的问题日益严重。本来吃肉的人类，不得不转型为以植物为主食，经济生态，也从狩猎转向采集。
更重要的是，原本人类像自然界的其他生物那样，依循天地设定好的默认程序生存。而现在，定居的文明人类需要一套可以理解和应用的法则，以支撑社会的运转。这就是《道德经》中所说的：“失道而后德。”
人类的人文时代，正式开始了。
一切文明的源头和肇始，都是天文和历法。天文历法，指的是天文观测和天文计算。
人类开始研究天文历法，正是因为农业文明的到来，需要进行观象授时，以天时来指导农业生产。
我们的祖先伏羲氏，通过圭表测影，以矩尺为基本测量工具，利用勾股定理和重差法，算出来了周天数，也就是一年的天文周期，是365.25天。
在周天数的基础上，伏羲进一步观测、计算出地球围绕太阳公转的四个极值点：冬至、夏至、春分、秋分，这就是四时。
定下四时这个静态的象数模型，再通过天地交合的过程，就可以推算出动态的天地运动的象数模型。
天地阴阳互生，为一三二四。天地阴阳交午，为五；天地阴阳互成，为六八七九；互生有四象一三二四，互成也有四象六八七九。
冬至日，一阳生，天一交五成地六；春分日，天三交五成地八；夏至日，一阴生，地二交五成天七；秋分日，地四交五成天九；天五交五，成地十，十复归于天一，继续以终为始，进入下一年阴阳二气的循环生息。
这十个数，不仅建立了一个完美的象数模型来解释天地，而且也是后世所有数学的基础和源头。
这个象数模型就是河图。对河图模型，再进一步推算，算出来立春立夏立秋立冬。这就是洛书模型。
再以这八个极值点为根据，把周天分为八等份，这便是八卦模型。
八卦的每一卦，分别对应三爻，总计有二十四爻。把周天分成二十四份，二十四节气，便诞生了。
伏羲，就这样掌握了农时，指导百姓进行农业生产。
定居，用火，采集，人类的社会性和组织的复杂度越来越高。
原本，人类像动物那样，依循天地设定好的默认程序生存。
而现在，定居的文明人类需要一套可以理解和应用的法则，以支撑社会的运转。
伏羲开天，立天道以定人，我们华夏文化，就这样从伏羲开始。
华夏文化的核心就是锚定天地而来的——“道”。
为什么中国文明是永恒传承的文明？
唯天道使然。
在河图、洛书、易经、道德经、庄子、阴符经、黄帝内经、列子、素书等等先秦时期的典籍之中，我们都可以看到这样的思想。
我们前面说过，在正统的华夏思想看来，万物本来都是不存在的，是天地的阴阳二气，创造了它们。
天地，也是由阴阳所生，天地本来也是不存在的，是什么创造了天地呢?
这就有了《道德经》中，无生有的概念。
那么无既然能生有，那么无又是从何而来呢？
无，从一个连无都没有的地方来，这个连无都没有的地方，就是道。
道从何而来呢，道不生也不死，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道从道中来，它只效法自己，这便是道法自然。
要理解，连无都没有，这对绝大多数人来说非常难。
河图洛书八卦易经这样的象数模型，就是为了帮助人们更好的理解天道。
然而，要理解河图洛书，要理解易经的天地运转模型，对很多人来说，依然很难。
无法做到法天则地，那么就会人法人。
这样就不可避免的走向了人伦之理。
黄帝垂裳治天下，完成了后世几千年，基本的农业文明形式和社会文化制度。
人伦之道，效法天道。
天无二日，因此，天下之有一个天子；
天地慈爱万物，因此天子衣养万民，这就是仁者爱人；
天地对万物从不偏爱，因此天子亦不偏私，这就是天下为公；
有了仁，人伦纲常的礼仪就制定出来了。
这就是，失德而后仁。
农业的繁荣，导致人口的兴旺。人口多了，又因为繁衍的很多代，这支后代的人口和财富会多一些，另外的一些支脉，人口和财富可能会少一些。华夏这个越来越大的大家庭，谁来当家长呢，人口和财富最多的家族认为，应该有他们来当部落联盟的领袖。
轮流做领袖，社会就会一直动荡，怎么才能结束这种局面呢？
大禹应运而生，治洪水，将靠天吃饭的自然农业，升级到了灌溉农业，解决了生产协作的问题。让一些原本无法保证收成的土地，变得可以受控。这样扩张的新增人口，就可以在驯服后的土地上生活。大禹的水利改革，让华夏民族的可耕地面积，大大增加，这再次使得华夏民族，人口大幅增长。
另一方面，大禹定九州，铸九鼎，削平了天下，解决了大规模群居问题，为夏启重新统一天下，奠定了基础。按照大禹设计的国家统治体系，结束了混乱之世，夏商周三代，又恢复了太平。
夏商周三代的一千多年，按照黄帝和大禹设计的体系，社会运行总体上保持了良好的秩序。后来商朝出现了大规模的华夏对蛮夷的战争。巨大的战争消耗动摇了商朝的统治基础，周朝取而代之。
周公针对当时社会的问题，完善并巩固了分封制和宗法制。
我们现在所说的以礼仪为核心的儒家思想，既不是始于周公，也不是始于孔子，而是黄帝以来就存在的文化体系。周公巩固了它，孔子捍卫了它。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社会关系的日益复杂，人口增加，迫切要求开垦更多的土地。开垦土地的需求增加，迫切要求开垦技术的变革。开垦技术的变革，则带动了冶铁技术的发展。
随着铁器的使用，开垦土地变得更加高效。在土地供给增加的过程中，人口开始扩张。土地的增加，先达到了扩张的极限。而人口的增长，按照惯性还在继续扩张。
这时候，人口太多，土地太少，为了争夺稀缺的土地，诸侯国只有把社会资源都用在军备上。周王室的土地，则因为分封宗室，导致越来越少。地少了，收入就会少，王师的军备逐渐落后与诸侯国。
这中间，有两场很重要的战争，一个是周幽王时期，在犬戎之乱中，王师惨败导致精锐丧失殆尽。第二个是周桓王时期，日渐衰弱的周王室，试图重新振作起来，维持和加强对诸侯的统治权，结果又被郑庄公打败。王师从此之后一蹶不振。
失去了中央的武力钳制，也丧失了礼乐这种伦理约束，诸侯国的主旋律，就变成了争夺更多的土地和人口。从春秋争霸战争，一直发展到战国的灭国战争。
圣人越来越少，妄人越来越多；君子越来越少，小人越来越多。
天运之善和礼运之善，都被恶人突破，华夏不得不以国家暴力机器为锚的强制性法律制度来约束人们，制止天下大乱的局面，法家就这样出现了。
道家的至善，是天运玄同；儒家的至善，是礼运大同；法家的至善，则是权运循同。法家的核心精髓，是通权达变，循名责实，选贤任能。
秦朝以强力摧枯拉朽的荡平了六国，终于实现了天下大一统，废分封制，立郡县制，将巴蜀，岭南，河套，纳入了华夏的版图，增加了可耕地供给，解决当时的社会困局。而商鞅、韩非子、秦始皇设计的大一统中央集权帝国制度，奠定了几千年来依然行之有效的治国的基本的框架。
但是，秦朝却短短的十几年，二世而亡。
中国的智识阶层开始反思。认为秦国的政治思想，太过于残暴和霸道。法家的思想，没有人性和人情味，也没有仁义。
他们认为，应该是华夏的文化道统出现了问题，于是开始出现了一次文化溯源运动。黄老之学，一度成为了西汉正统，这是一次从霸道向王道的复归。
到了武帝时期，大一统帝国，又必须得配一套王霸思想，这时候董仲舒应运而生，创立了汉儒。
从此，华夏的治理格局就此成型，国家政体上，是郡县制的中央集权的法家帝国，社会治理上，则是以法制规范官员，以礼教规范百姓。
然而，神学化的汉儒由于领导者的先天不足，曲解了先秦儒，谶纬之学成了国家显学。又由于新增土地不能满足新增人口的需求，土地兼并又日益严重，到了西汉末年，终于动摇了国家统治的根基。
随着汉朝的灭亡，汉儒破碎。
魏晋玄学兴起，然而，王弼这些人，相比汉儒，更为不足取，华夏道统，在王弼这里，只剩下了一个无。
混乱的唐代之后，宋儒再次开启了文化溯源运动，以北宋五子为代表的宋儒，再次回到了中国文化的源头——道，开始以道援儒。
可惜宋儒开始，儒家的思想逐渐偏离了经世致用的本旨，出现了体系化，本体论化的特征。
他们的工作虽然很出色，但是却似乎用力过猛拔断了源头的那颗根，以至于后世的几朝，再也无法发起文化溯源运动。
明清时期，只出现了两个大儒，一个是王阳明，一个是王夫之。
然而，王阳明并没有返回到老庄孔孟的那个一流和二流思想界。
他走向了和朱熹平行的另一种世界：解构。
打倒了朱熹，也顺带这把孔孟之道也全拆除了。
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的是既然世界不存在先验客观的真理，那么一切都是自己说了算。人人都是圣人，大家想干啥干啥就是了。
于是，各路野心家利用王学的理论，成功摆脱了天子治理天下的合法性，士大夫阶层的气节彻底沦丧，儒学的经世致用的宗旨也被废弃，以至于明朝亡国之后，都没有哪个知识分子感到痛心疾首，还乐不可支的赶着伺候满清。
王夫之强烈反对王阳明，认为王学使人任性而废学，对导致明朝亡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王夫子的鸿篇巨制《船山遗书》，可以说是中国几千年经学道统的绝唱。
到了新文化运动时期，失去了华夏文明之根，一群文人粉墨登场，各路奇谈怪论渐渐占据了舆论，大道自然消隐，辜鸿铭，唱响了华夏道统的挽歌。
从汉武帝之后，因为中国的可耕地的扩张达到了扩张的最大边界，所以后来的历史，就一直在土地兼并和王朝更替里面打转，再也没能打破这个瓶颈。一直到新中国的建立，通过提高粮食单产，以新的农业技术，有效的对东北和西北的土地进行垦殖，间接的对土地供给进行了扩张，这才解决了土地供给的问题。为了避免再次出现土地兼并情况，重演历史循环的治乱悲剧，开始坚持公有制，保持团结，用人的力量来克服暂时无法改变的自然环境。
这就是对历史上华夏文明的大致回顾。
然而，虽然千百年来，华夏文化不断衰落，但以天下为己任的浩然正气，自强不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精神，成功的被孔子、孟子、荀子为代表的大儒们一代一代传承下来。
华夏道统，也被保存在每一个真正的华夏人的血液之中，每逢乱世，总有英雄应运而出，我们这个民族，也就总能在治乱循环中重新崛起，直到今天。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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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的诞生
我们从一个小部落，繁衍成世界上最大的民族，我们文明的深层驱动力到底在哪里？
就在于我们前面所说的天道，就在由这样的天道而来的，子孙以祭祀不辍的生生不息的万世传承之理。
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脱，子孙以祭祀不輟。
修之於身，其德乃真；
修之於家，其德乃餘；
修之於乡，其德乃长；
修之於邦，其德乃丰；
修之於天下，其德乃普。
——《道德经·第五十四章》
为什么那么多的文明都消亡了，那么多的民族都亡种了呢？
因为他们没找到万世传承的之道，抱道不离。
他们理解不了这样的思想，所以就更不要说可以找到这个答案，并勤而行之了。
无道，就如同河流失去了源头，天下万物作为道的子孙，就无法再源源不断的被生出来。
王朝这一代兴了，下一代又亡了。
子孙这茬亡了，下一茬生不出来，整个文明和民族也就消亡了。
我们的文明，从个人的修身，到家族的繁衍，到乡、邦、国的繁荣昌盛，到天下的长治久安，无不遵循的是同一个“道”。
天地之大德曰生，人与天地同德，天地生生不息，我们人类自然而然的也应该生生不息。
一个人，修身以合道之后，其德就可以与天地同德，就会让自己所载具的生命种子，万世传承。
体会到这种生生不息之德，万世传承之大义，就能理解，生命原来是那么的美好。
意识到，生命是美好的，那么就会充满激情和快乐的继续把这个传承生命这个几百世的先人交到我们手里的接力赛继续跑下去，开始组织家庭，继续的创造生命，繁衍生命。
两个以道修身的人，和气形于外，和颜悦色，相看两不厌，人有和气，才能顺，顺了之后，才能生化创造，家和则万事兴。
夫妻同心了，家庭和睦了，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经营家庭和事业上，家庭兴旺了，那么就有条件，养活更多的孩子。
如果一个家庭，子孙持续都很兴旺。几代人之后，就会形成基于血缘关系所构成的家门。门再继续扩张，再持续兴旺，几代人之后，就会形成家族。家族再持续兴旺，一个庞大家族的人口，都聚居在一起，就会形成乡。
以道治乡，让人长久的聚居在一起，继续兴旺，继续繁衍壮大，很多代人的持续扩张，人口的扩张，文明的进步，就可能形成邦，形成国。
国家的统治者进一步以道治国，不妄施妄为来，整个国家，就会上下通达，兴旺昌盛。
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失礼而后法。
秦汉建立的外儒内法的社会治理体系几千年来成功的稳定了国家的社会秩序，而我们中国人的伦理观念，则被孔子的思想成功的影响了几千年。
由“道”一脉而来的道家思想、儒家思想、法家思想，他们通于天伦，极于人伦，达于权变的三家之善，构成了我们中国人思维里的深层意识，我们每一个人，都在有意无意的遵循它们。
这便是我们华夏文明能够传承至今的人文基础。